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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生献给科学——纪念黄鸣龙院士诞辰120周年
2018-07-08  | 【】【打印】【关闭

  编者按:黄鸣龙(1898.7~1979.7),江苏扬州人。有机化学家,中国甾族激素药物工业奠基人。他在有机化学领域辛勤耕耘半个世纪,关于变质山道年相对构型成圈互变的发现,是近代有机化合物立体化学中的经典工作;改良的Kishner-Wolff还原法,简称“黄鸣龙还原法”,是以中国科学家命名的重要的有机化学反应的首例,已写入多国有机化学教科书中,并于2002年入选《美国化学会志》(J. Am. Chem. Soc.)创刊125周年被引用最多的125篇论文之一。7月3日是黄鸣龙院士诞辰120周年纪念日,借此文章纪念先生。

  黄鸣龙1898年7月3日出生于江苏扬州,父亲是个晚清穷秀才,任盐栈管事。母亲出身书香门第,爱好读书,助人为乐,在亲友中享有贤名。

  黄鸣龙自幼好学不倦。1915年考进浙江医学专门学校(现浙江医科大学),一面在诊所担任门诊挂号员,一面攻读药科,立志为人类造福。1918年毕业后任上海同德医专化学教员。1919年起,黄鸣龙先后赴瑞士苏黎世大学、德国柏林大学求学。1924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,任浙江医学专门学校教授、主任,南京卫生署化学部主任。1934年再次赴德国、英国从事研究。

  1940年回国后任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(昆明)研究员。1945年应美国哈佛大学甾体化学家费希尔的邀请赴美从事研究工作。1952年回国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化学系主任。1956年调任中国科学院有机化学研究所(现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),历任研究员、研究室主任、所学术委员会主任和名誉主任。

  黄鸣龙曾三次出国,足迹遍及欧美。先后在德国维池堡大学、德国先灵药厂研究院、英国密得塞斯医院的医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、美国哈佛大学、美国默克药厂等单位担任教授和研究员。

  黄鸣龙青年时期

  三次回国、两种心情。

  20世纪20年代,已在德国获得博士学位的他,满怀科学救国的壮志,返回祖国,帮助二哥办医学杂志,宣传新医新药,在母校浙江医药专门学校药科教课。可是,旧社会的现实使他感到痛心,社会秩序混乱,人民生活贫困。他被邀参加中央卫生实验处的工作,这时候他发现市场上伪药充斥,只谋私利的药商对人民的健康毫不负责。治疗疟疾的金鸡纳霜(奎宁)片竟不含丝毫金鸡纳霜。目击这种不正之风,他要求严格检查药物成份,由于有的官员本人就是奸商的同伙,他的建议未被采纳。他深感无奈,1934年再去国外做研究工作。

  1940-1943年,正值抗日战争时期,他离开伦敦生物研究院,再次奔回祖国,任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(昆明)研究员。他看到几乎所有的大学教授和研究员都是衣衫褴褛,有些教授为生活所迫,四处兼课,却出不起租车钱。他在西南联合大学兼课,生活同样非常艰苦。他工作的研究所,非但化学药品欠缺,连试剂质量都发生问题。为此他不得不第三次漂洋过海。

 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。当时黄鸣龙正在美国,从不断寄来的家书中,他呼吸到祖国的清新气息并受到了鼓舞。他贪婪地阅读来自祖国的画报、杂志。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了,一向埋头科研、自诩“不问政治”的他,订了两种报纸,墙上还贴起了大幅地图。他的小女儿回忆当时的情景说,“抗美援朝成了父亲的特殊科研项目,也成了全家议论的主题。他常常站在地图面前给家里人讲解战局的发展。他常对我们说‘一个人不能为科学而科学,应该为人民为祖国作出贡献’”。他的言行给子女的教育和影响很深。

  在垂暮之年迎来祖国的新生,黄鸣龙无限激动,他冲破美国政府的重重阻挠,趁应邀去德国讲学和做研究工作之机,摆脱跟踪,绕道欧洲辗转回国。

  1952年,黄鸣龙返回祖国。船抵香港,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己经派人在那儿等待。回到上海,他应邀担任解放军医学科学院化学系主任,随后又任职中国科学院有机化学研究所研究员。他在一封给海外友人的信中写道:

  我庆幸这次回到祖国获得了新生,我觉得自己年轻多了。我以一个儿子对母亲那样的忠诚、热情,竭尽我的努力……如果你也能和我一起在祖国的原野上一同耕耘多么快乐!我尊敬的教授,回来吧!我举起双手迎接你的归来!

  在他的鼓励下,当时一些医学家、化学家先后从国外回来了。他的儿子、女儿完成学业以后,也相继归国,投入祖国建设中。

  黄鸣龙一生为科学。他所从事或领导的科研工作,大都居于当时国际同类研究的先进行列,受到国内外同行的重视。国际最有权威的有机化学杂志《四面体》曾聘请他为荣誉顾问编委,这个杂志的两位主编都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。

  新中国成立后,他把全部精力献身给祖国的科学事业。他重视自己的专业和科研工作与实际需要的结合,他说:

  “一方面,科学院应该做基础性的科研工作,我们不应目光短浅,忽视暂时应用价值尚不显著的学术性研究。但另一方面,对于国家急需的建设项目,我们应根据自己所长协助有关部门共同解决,这是我们应尽的责任。”

  1952年黄鸣龙回国后的工作目标,主要是发展有疗效的甾体化合物的工业生产。当时,甾体激素药物工业已在世界上兴起,而我国却是一项空白。为了创立我国甾体激素药物工业,他带领一部分青年科技人员,开展了甾体植物的资源调查和甾体激素的合成研究。

  黄鸣龙在办公室(1957年夏)

  1958年,中国药学史翻开了新的一页。在黄鸣龙领导下,以国产薯蓣皂素为原料,合成“可的松”成功了。这项原来安排在第三个五年计划的项日,提前数年得到实现。它不但填补了我国甾体工业的空白,而且使我国合成可的松的方法,跨进了世界先进行列。在合成可的松基础上,许多重要的甾体激素如黄体酮、睾丸素、地塞米松等都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先后生产了。不久我国又合成了数种甾体激素药物。为此,当时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王牌的可的松的价格不得不大幅下降。而我国的甾体激素药物也从进口变成了出口。当“可的松”投产成功,人们向黄鸣龙祝贺时,他满怀欢欣而又异常谦虚地说:

  “我看到我们国家做出了可的松,非常地高兴,我这颗螺丝钉终于发挥作用了。”

  从此,我国的甾体激素药物接连问世,药厂也接连投产,不管是原料资源,还是合成路线,黄鸣龙总是竭尽全力,不辞辛劳,他经常奔波于实验室和工厂之间。与此同时,黄呜龙还亲自开课,系统讲授甾体化学,为祖国培养出一批甾体化学的专门人才。我国第一次甾体激素会议,也是在他的主持下召开的。因此,大家称黄鸣龙是我国甾体激素药物工业的奠基人,是我国甾体化学领域的开拓者。

  1960年黄鸣龙与周维善在捷克访问

  黄鸣龙为科研人员讲解质谱新技术

  1964年,身为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委员的黄鸣龙,以他突出的贡献,当选为第三届人大代表。会上,听到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展示的“四化”宏图,听到周总理提出要重视计划生育,防止人口过快增长,他立刻联想到国外有关甾体激素可作避孕药的报道,决心响应周总理的号召,为人民继续发挥螺丝钉的作用。

  一回到上海,他就把自己的设想提出来了。这是一个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项目,需要组织全国范围的大协作。国家科委非常重视这项有关国计民生的建议,为此,专门成立了计划生育专业组,由黄鸣龙任副组长。黄鸣龙参考国外的文献,结合我国实际情况,认真制订出研究计划。在有关单位配合下,这一科研工作细致而踏实地开展了。

  1964年,黄鸣龙领导研制的口服避孕药甲地孕酮获得成功,受到全世界关注。不到一年时间,几种主要的甾体避孕药物很快投入了生产,接着在全国推广使用,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。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,由于他为祖国甾体药物作出的突出贡献,他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先进代表。1982年黄鸣龙等的“甾体激素的合成与甾体反应的研究”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。

  1979年7月1日,黄鸣龙因病离开了人世。噩耗在报上发表后,海内外的同事、同行、学生纷纷发来唁电,同声悼念这位世界科学界著名的化学家、药学家。美国纽约《美洲华侨日报》还报道了他战斗的一生,对他为人类作出的卓越贡献表示崇高的敬意。在半个世纪的科学生涯中,他始终忘我地战斗在科研第一线,值得人们永远敬仰和怀念。

黄鸣龙先生生活照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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